42.第四十二章:清王朝
[第4章我对历史的兴趣]
第42节第四十二章:清王朝
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排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兵团司令部、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有没有叛变的行为和是不是尽忠职守,完全是八世纪唐王朝和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最有趣的是,在从前,所有的军事指挥官无一不反对宦官,而现在几乎一致的热烈欢迎。因为从前那些军事指挥官还希望能建立功勋,所以讨厌宦官在一旁动则掣肘,朋政府末年的一些军事指挥官已没有报国的情操,他们发现只要满足监视宦官的私欲,自己反而可以从事更大胆的罪恶行为,任何人控告军事指挥官杀人越货、贪赃枉法都没有用,监视宦官会证明绝无此事,皇帝只相信监视宦官的话。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在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甘肃华亭)县长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懂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倒是确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只虚心假意的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修省)。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之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尝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顺帝国政权后,即出发北伐,穿过山西省,直抵首都北京城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连最著名的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山西大同),都望风投降。最使人奇怪的是,各地主张投降最力的,却是那些被认为最忠贞的监视宦官。李自成于同年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给薪饷的十万人的防卫部队(京管),霎时叛变。在宣府(河北宣化)投降的监视宦官杜勋,告诉城上的宦官同僚说:“我们的富贵,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次日(十八)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大开城门,迎接顺兵团进城。像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
朱由检听到消息,乘天还未明,企图逃走。他抛下妻子儿女,手提着一支当时最新式的武器三眼枪,率领十数个还接受命令的宦官,宦官们都手执利斧(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每人发一支三眼枪。也不明白朱由检何以众叛亲离到如此程度,身旁连一个追随的将领都没有)。朱由检跑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宦官用乱箭阻止他逃走。朱由检再跑到齐化门,齐化门的守将是朱由检最亲信的朱纯臣公爵,朱由检找到朱纯臣的住宅,朱纯臣听说皇帝驾到,这在平时是稀世的荣耀,他会狂奔出来跪在门口迎接,可是现在他下令不准开门。朱由检再奔向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军已全部溃散,没有人在那里,城门封闭的很坚固,朱由检手下宦官们的利斧也无法把它劈开。这时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晓,大火四起,顺兵团搜索前进的声音渐渐逼近,逃既逃不掉,朱由检只好重返皇宫,在一座名为煤山的人工山之上,自缢而死。他在自缢之前;留下一份下列的遗书:
逆贼直逼首都,固是由于我的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充分显示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的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问题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出于民选或老天爷派下来的,全部由朱由检任用,中国那时有六千余万人口,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选一些“误他”的人当他的政府官员。朱由检要求“逆贼”不要伤害人民,他也知道“这贼”不会听他的,这种廉价的文章,不过企图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那些在安塞县荒郊哭泣爸爸妈妈和蹲在地上吃粪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军屠杀的难民饥民,恐怕不会同意朱由检有此悲天悯人的胸襟。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烂污官员,包括拒绝朱由检进门的朱纯臣公爵和另一位吴襄伯爵,他们一窝蜂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功德,并争先恐后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不过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新王朝的官员们把旧王朝的官员,当然包括二人在内,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
八清军入关
顺政府当时虽占领了北京,但事实上他们只控制了华北的一部分,明政府一支最强劲的边防军,由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吴三桂——吴襄的儿子,率领着从他的防地宁远(辽宁兴城),正向北京驰援,先头部队已到达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丰润(河北丰润)。
顺政府这时正陷于狂欢的追赃行动中,不能冷静下来考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九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珠宝金银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的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
吴三桂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决定投降。他父亲吴襄正好也派遣仆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经过下列一段对话后,吴三桂的态度立刻转变。他问他父亲的情形,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仆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美丽的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在答覆他父亲的信上,慷慨激昂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山海关),联合剿匪。
——不久,诗人吴梅村写了一首史诗,名《圆圆曲》,描述这件事,其中有两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家家传诵。吴三桂那时还在云南昆明,既不能用诬以谋反冤狱的手段于万里之外杀吴梅村,只好送黄金一千两给他,请求把两句删掉或予以修正,吴梅村拒绝接受。
清帝国一六四二年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入塞大掠。到次年(一六四三)初夏,才满载而去。就在当年(一六四三)秋天,第二任皇帝皇太极逝世。皇太极是暴卒的,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出于谋杀。当十七年前(一六二六)努尔哈赤死时,为了争夺宝座,曾引起一场风暴,次子代善以下都被排除(长子早死),而由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之死,使风暴再起,他的长子豪格以下都被排除,而由六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这种反常的继承,说明争夺的激烈。皇太极的亲军曾包围皇室会议,提出警告说,如果不立福临当皇帝,他们就得跟皇太极同死。以致亲王们纷纷逃席,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遂顺利地达到当摄政王的目的(他的目的最后当然仍是金銮殿,但他入关后就死了)。亲王硕托跟另一位亲王之子阿达礼,企图发动政变罢黜多尔衮,被多尔衮先发制人杀掉,但内战随时可以爆发,清帝国正进入危险的瓶颈时代。
而就在这个时候,福临即位后第八个月,吴三桂求援的文书到达,清政府才知道中国发生巨变,宁远城(辽宁兴城)已空,数十年可望不可即的山海关,现在大开关门欢迎他们莅临。命运之神像母亲照顾婴儿一样照顾这批鞑靼,霎时间满天云雾消散,一个新的、使人兴奋的奋斗目标出现
面前,内争平息,多尔衮亲王下令入关。
李自成亲自统军攻击吴三桂,在山海关下会战,正鏖战到难解难分的时候,清帝国的满洲兵团从侧翼发动突袭,顺兵团蓦然间受到穿着奇异服装、发着奇异号令的生力军的攻击,不禁大声喊叫:“鞑靼兵参战了。”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被旧王朝腐败产迅速侵蚀的顺兵团,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战斗力霎时崩溃,战士四散逃奔。李自成不能阻止溃退的浪潮,跟四世纪时苻坚在泥水上不能阻止前秦兵团溃退的浪潮一样。一泻千里的颓势,使李自成不得不放弃北京,向西安继续撤退。但在吴三桂的追兵下,西安也无法立足,就再放弃西安,向东南逃亡,行军到通城(湖北通城),李自成独自率领二十余骑兵通过九宫山(湖北通山东南)时,被村民误杀,部众溃散。
清帝国的满洲兵团顺利地进入北京,他们宣称是被请来帮助驱逐“流寇”的。现在,“流寇”已被驱逐,应该把房子归还原主人了。可是这位正义凛然的大侠客,不但不把房子归还,反而把自己的家搬过来,坚持说他们就是主人。多尔衮把清政府从沈阳迁到北京,一面督促吴三桂兵团继续南下,一面派他的满洲兵团和投降过去的一些汉奸兵团,向长江流域进攻,消灭明王朝的残余力量。
明王朝的残余力量努力反抗,一连串三个皇帝出现在江南,企图阻止鞑靼前进。可惜烂苹果堆里不可能挑出好苹果来,他们全是十足的酒肉皇帝,所以不能成功。
第一位是朱由崧,洛阳被杀的亲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的首都设在南京,他当了皇帝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宫女,第二道命令就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春药秘方。被贬窜的阉党巨头之一的阮大钺,被召回政府任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土英结合成一条阵线。当初阉党被排除时,称为“逆案”,现在二人用“顺案”作为反击,凡从顺政府辖区逃出来的人,轻易的都被扣上“通匪有据”的帽子,大肆杀戮。这个乌烟瘴气的小朝廷只维持了十三个月,北京陷落后的明年(一六四五),清军攻破南京,把朱由崧捉住,送到北京砍头。
第二位是皇族血统较为疏远的朱聿键王,南京陷落后,他辗转逃至福建福州,受到福建兵团司令官(福建总兵)郑芝龙的拥戴,继承朱由崧的帝位。可是郑艺龙只是把朱聿键当作筹码,并不打算效忠明王朝。他同蜂涌南下的清军秘密联络,把北境要塞仙霞关(浙江江山南)的守卫撤除,满洲兵团大摇大摆开进来。朱聿键在逃走途中被俘,押回福州处斩。
第三位是朱由崧的堂兄朱由榔亲王,福州陷落后,他在肇庆(广东肇庆)即位,随后就跟张献忠之类的流寇一样,被清军追逐,在西南地区诸省,不停地狼狈逃亡,对清政府统治全中国的安定局面,已不能发生影响。他就在这种被忽视的状态下,支持了十六年。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朱由榔在中国已无立足之地,只好逃入缅甸王国,搭建草屋,在边界蛮荒地区,跟土人杂居。但缅甸无法抗拒清政府的压力,便把朱由榔交给坐镇云南昆明的吴三桂,吴三桂把他绞死。这个使人作呕的明王朝,建立二百九十四年,到此灭亡。
——跟明王朝同时结束的,还有漫长的第三次宦官时代。朱由榔十六年颠沛流离的小朝廷中,宦官当权的传统没有改变。最后一位宦官巨头是司礼太监马吉翔,他在破草屋里的金銮殿上,对忠心耿耿、追随正统政府流亡的官员,仍不断地呵责叫骂和施用廷杖酷刑,好像仍在北京一样。朱由榔被擒送回中国之前,缅甸政府把马吉翔诱出杀掉。
——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亡,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瞰,我们庆幸它的覆亡。明王朝本世纪(十七)的疆域已萎缩到三百余万平方公里,而且仍继续不断萎缩,内政的改革根本无望,只有越变越坏。如果拖下去,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成为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人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为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借。这当然是二十世纪的今天一切都事过境迁后的观点,不是当时面对着异民族铁蹄入侵时的观点,两者时间相距三百五十年。
九汉民族的反抗与三藩战役
满洲人从没有想到会把明王朝消灭,更没有想到会成为天朝中国的主人,突然间被吴三桂邀请入关,已大大地出他们意料之外,而迁都北京后,向南方进军,好像暴风吹散一堆落叶,所向无敌。满洲民族于是大为惊奇,惊奇他们自己的满洲兵团竟是如此的英勇,也惊奇汉民族竟是如此糟透了的懦弱。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但它是有原因的,明王朝的军队腐败已极,汉民族疲惫已极。统治阶层的变化已不能刺激强烈地反应,在人民眼睛中,满洲兵团,汉奸兵团,明政府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及所谓流寇,都是一丘之貉。更加上对明政府和对朱姓皇帝的厌恶,除了少数士大夫乡绅之外,没有几个人肯认真的为它牺牲。
于是清政府毫无忌惮,就在一六四五年,攻陷南京之后,颁布剃发令。
剃发,在另一个角度说,也叫辫发。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北方的一些蛮族,都是辫发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五世纪大分裂时代,南朝的汉民族诟詈北朝的鲜卑民族是“索虏”。索,绳索,形容他们的辫子像绳索一样垂在背后(这诟詈比较温和多了,二十世纪初叶,汉人讥嘲满洲人的辫子是猪尾巴),这种专属于男子的发型,十分丑陋,先把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光(剃发),只留下头顶当中的一撮,使它成长,然后结成辫子(辫发),垂到背后。在稍为有点文化水准的人看来,如此装束,实在难以入目。汉民族男子对头发传统的处理方法是束发,既不剃边,也不下垂,而只是盘在头顶上。
金帝国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就曾下过剃发令,凡拒绝一律处死,但只限于政府官员。现在清政府则普及全体汉人,严厉地执行,并喊出狰狞的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是一项尖锐的挑战,一下子触发起疲惫不堪的汉人的民族情愫,原来对砍头都驯服的像一群羔羊,忽然间只因为要剃掉他头上一部分头发而怒吼如虎。我们引叙当时绍兴(浙江绍兴)一位西洋的传教士马丁尼在他的《鞑靼战争记》一书中的目睹记载,代为说明:
鞑靼军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顺利地占领绍兴。浙江省南部各县,也很容易的予以征服。鞑靼这时候下令,强迫新近归降的汉人剃发,于是所有汉人,无论士兵和市民,都愤怒起来,手执武器,向鞑靼反抗。他们对国家和皇帝都没有这种热爱,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却舍生命去抵抗强大的敌人,鞑靼终于被击退到钱塘江以北。
最具有代表性的激烈反抗,发生在扬州(江苏扬州)和嘉定(上海嘉定),这两个孤城的殊死战斗,招来满洲人残酷的报复,他们在扬州屠杀十天,死八十万人,在嘉定屠杀三次,死二十万人。
——这笔血债,于二百年后十九世纪末期,汉民族向满洲人讨还时,称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是被要求偿还这笔血债的凶手的后裔们,早已忘掉他们祖先这段兽行。
因为没有统一的领导,最后的胜利仍归于满洲人,汉人终于跟满洲人一样,背后垂下辫子——这辫子垂了二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跟清政府被同时剪除。不过汉民族的战斗力使满洲人变为恐慌,那时明王朝最末一个皇帝朱由榔仍在西南流浪,云贵高原一带山岳起伏,消息跟外界隔绝,清政府不愿再遇到扬州、嘉定那种场面,它希望跟逃亡中的明政府议和,互不侵犯。但大汉奸吴三桂反对,他主张斩草除根,并自愿当异民族主子的先锋,清政府迟疑了很久才接受他的建议,朱由榔遂死于吴三桂之手。
——回溯十二世纪的往事,金帝国以雷霆万钧之力南侵,却只能推进到淮河为止。而它的后裔清帝国,却迅速地把全部中国并吞,主要的原因是,金帝国在开始时便缺少得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的帮助,以致完颜兀术虽然渡过长江,仍是一支盲目的孤军。而清帝国入关时,已豢养了不少强有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吴三桂更是摇着尾巴送上门的狗。很多重大战役,往往不是满洲人攻击汉人,而是汉奸攻击汉人。
清政府旗帜下最著名的三大汉奸,都被封为藩王,并划给他们广大的地盘。当时称为“三藩”:
清政府有一项最进步的措施,是皇帝的儿子不一定加封亲王。加封亲王后也不能取得采邑土地,也没有政治性的王府组织。而这三个非皇族的汉奸藩王,却各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局面,显然不是正常状态。连三大汉奸都感觉到,削藩不可避免。
削藩是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必须采取的手段,但中国历史显示的现象是,每一次削藩,都要引起一次激烈地反抗。一六七三年,尚可喜因为不能忍受他儿子尚之信的横暴,向清政府请求退休,推荐尚之信继承他的王爵并接替他镇守广州。当时的皇帝是福临的儿子玄烨大帝,他允许尚可喜退休,也允许尚之信继承王爵,但不允许尚之信接替老爹镇守广州,他说:“地方官职,没有世袭的规定。”吴三桂、耿精忠(第一任藩王耿仲明的孙儿),听到消息,发现气氛有点异样,于是他们也请求同时退休,目的在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希望(并相信)中央会慰留他们。清政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有过激烈的争论,了解一旦真的撤藩,三个大汉奸一定叛变。二十岁的玄烨大帝坚持撤藩,下令接受他们的请求。三藩果然叛变,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陷于混战。
三藩推举吴三桂当领袖,当时正在剃发令之后,汉人的民族感情沉重而蓬勃,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割掉辫子响应。清军节节后退,后退到黄河一带,仍不断遭到沮丧的失败。可是,有两个重大的因素使形势不久即行倒转,一是吴三桂的汉奸招牌太过于响亮,不能发出明确的政治号召和建立坚强的领导中心,他既引导满洲鞑靼入关,又杀掉朱由榔全家,使他不能利用明王朝的惯性影响力。他只有自己当皇帝,但在这个紧要关头,新兴的政权无法马上产生向心作用。二是吴三桂老了,有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过度小心保守的心理状态,不敢采取冒险行动。他要求绝对的安全,但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革命和叛变。
另一个因素是,吴三桂的对手是玄烨大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混战九年,一六八三年,三藩全部被扑灭。耿精忠、尚可喜以及吴三桂之孙吴世(吴三桂已病死)全族处决。从一六八二年饥民暴动,到一六八二年三藩结束,改朝换代的战争历时55年,中国又归统一,而且立即出现了一百余年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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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第四十二章:清王朝
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排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兵团司令部、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有没有叛变的行为和是不是尽忠职守,完全是八世纪唐王朝和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最有趣的是,在从前,所有的军事指挥官无一不反对宦官,而现在几乎一致的热烈欢迎。因为从前那些军事指挥官还希望能建立功勋,所以讨厌宦官在一旁动则掣肘,朋政府末年的一些军事指挥官已没有报国的情操,他们发现只要满足监视宦官的私欲,自己反而可以从事更大胆的罪恶行为,任何人控告军事指挥官杀人越货、贪赃枉法都没有用,监视宦官会证明绝无此事,皇帝只相信监视宦官的话。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在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甘肃华亭)县长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懂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倒是确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只虚心假意的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修省)。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之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尝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顺帝国政权后,即出发北伐,穿过山西省,直抵首都北京城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连最著名的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山西大同),都望风投降。最使人奇怪的是,各地主张投降最力的,却是那些被认为最忠贞的监视宦官。李自成于同年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给薪饷的十万人的防卫部队(京管),霎时叛变。在宣府(河北宣化)投降的监视宦官杜勋,告诉城上的宦官同僚说:“我们的富贵,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次日(十八)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大开城门,迎接顺兵团进城。像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
朱由检听到消息,乘天还未明,企图逃走。他抛下妻子儿女,手提着一支当时最新式的武器三眼枪,率领十数个还接受命令的宦官,宦官们都手执利斧(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每人发一支三眼枪。也不明白朱由检何以众叛亲离到如此程度,身旁连一个追随的将领都没有)。朱由检跑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宦官用乱箭阻止他逃走。朱由检再跑到齐化门,齐化门的守将是朱由检最亲信的朱纯臣公爵,朱由检找到朱纯臣的住宅,朱纯臣听说皇帝驾到,这在平时是稀世的荣耀,他会狂奔出来跪在门口迎接,可是现在他下令不准开门。朱由检再奔向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军已全部溃散,没有人在那里,城门封闭的很坚固,朱由检手下宦官们的利斧也无法把它劈开。这时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晓,大火四起,顺兵团搜索前进的声音渐渐逼近,逃既逃不掉,朱由检只好重返皇宫,在一座名为煤山的人工山之上,自缢而死。他在自缢之前;留下一份下列的遗书:
逆贼直逼首都,固是由于我的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充分显示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的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问题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出于民选或老天爷派下来的,全部由朱由检任用,中国那时有六千余万人口,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选一些“误他”的人当他的政府官员。朱由检要求“逆贼”不要伤害人民,他也知道“这贼”不会听他的,这种廉价的文章,不过企图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那些在安塞县荒郊哭泣爸爸妈妈和蹲在地上吃粪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军屠杀的难民饥民,恐怕不会同意朱由检有此悲天悯人的胸襟。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烂污官员,包括拒绝朱由检进门的朱纯臣公爵和另一位吴襄伯爵,他们一窝蜂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功德,并争先恐后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不过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新王朝的官员们把旧王朝的官员,当然包括二人在内,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
八清军入关
顺政府当时虽占领了北京,但事实上他们只控制了华北的一部分,明政府一支最强劲的边防军,由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吴三桂——吴襄的儿子,率领着从他的防地宁远(辽宁兴城),正向北京驰援,先头部队已到达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丰润(河北丰润)。
顺政府这时正陷于狂欢的追赃行动中,不能冷静下来考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九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珠宝金银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的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
吴三桂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决定投降。他父亲吴襄正好也派遣仆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经过下列一段对话后,吴三桂的态度立刻转变。他问他父亲的情形,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仆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美丽的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在答覆他父亲的信上,慷慨激昂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山海关),联合剿匪。
——不久,诗人吴梅村写了一首史诗,名《圆圆曲》,描述这件事,其中有两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家家传诵。吴三桂那时还在云南昆明,既不能用诬以谋反冤狱的手段于万里之外杀吴梅村,只好送黄金一千两给他,请求把两句删掉或予以修正,吴梅村拒绝接受。
清帝国一六四二年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入塞大掠。到次年(一六四三)初夏,才满载而去。就在当年(一六四三)秋天,第二任皇帝皇太极逝世。皇太极是暴卒的,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出于谋杀。当十七年前(一六二六)努尔哈赤死时,为了争夺宝座,曾引起一场风暴,次子代善以下都被排除(长子早死),而由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之死,使风暴再起,他的长子豪格以下都被排除,而由六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这种反常的继承,说明争夺的激烈。皇太极的亲军曾包围皇室会议,提出警告说,如果不立福临当皇帝,他们就得跟皇太极同死。以致亲王们纷纷逃席,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遂顺利地达到当摄政王的目的(他的目的最后当然仍是金銮殿,但他入关后就死了)。亲王硕托跟另一位亲王之子阿达礼,企图发动政变罢黜多尔衮,被多尔衮先发制人杀掉,但内战随时可以爆发,清帝国正进入危险的瓶颈时代。
而就在这个时候,福临即位后第八个月,吴三桂求援的文书到达,清政府才知道中国发生巨变,宁远城(辽宁兴城)已空,数十年可望不可即的山海关,现在大开关门欢迎他们莅临。命运之神像母亲照顾婴儿一样照顾这批鞑靼,霎时间满天云雾消散,一个新的、使人兴奋的奋斗目标出现
面前,内争平息,多尔衮亲王下令入关。
李自成亲自统军攻击吴三桂,在山海关下会战,正鏖战到难解难分的时候,清帝国的满洲兵团从侧翼发动突袭,顺兵团蓦然间受到穿着奇异服装、发着奇异号令的生力军的攻击,不禁大声喊叫:“鞑靼兵参战了。”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被旧王朝腐败产迅速侵蚀的顺兵团,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战斗力霎时崩溃,战士四散逃奔。李自成不能阻止溃退的浪潮,跟四世纪时苻坚在泥水上不能阻止前秦兵团溃退的浪潮一样。一泻千里的颓势,使李自成不得不放弃北京,向西安继续撤退。但在吴三桂的追兵下,西安也无法立足,就再放弃西安,向东南逃亡,行军到通城(湖北通城),李自成独自率领二十余骑兵通过九宫山(湖北通山东南)时,被村民误杀,部众溃散。
清帝国的满洲兵团顺利地进入北京,他们宣称是被请来帮助驱逐“流寇”的。现在,“流寇”已被驱逐,应该把房子归还原主人了。可是这位正义凛然的大侠客,不但不把房子归还,反而把自己的家搬过来,坚持说他们就是主人。多尔衮把清政府从沈阳迁到北京,一面督促吴三桂兵团继续南下,一面派他的满洲兵团和投降过去的一些汉奸兵团,向长江流域进攻,消灭明王朝的残余力量。
明王朝的残余力量努力反抗,一连串三个皇帝出现在江南,企图阻止鞑靼前进。可惜烂苹果堆里不可能挑出好苹果来,他们全是十足的酒肉皇帝,所以不能成功。
第一位是朱由崧,洛阳被杀的亲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的首都设在南京,他当了皇帝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宫女,第二道命令就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春药秘方。被贬窜的阉党巨头之一的阮大钺,被召回政府任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土英结合成一条阵线。当初阉党被排除时,称为“逆案”,现在二人用“顺案”作为反击,凡从顺政府辖区逃出来的人,轻易的都被扣上“通匪有据”的帽子,大肆杀戮。这个乌烟瘴气的小朝廷只维持了十三个月,北京陷落后的明年(一六四五),清军攻破南京,把朱由崧捉住,送到北京砍头。
第二位是皇族血统较为疏远的朱聿键王,南京陷落后,他辗转逃至福建福州,受到福建兵团司令官(福建总兵)郑芝龙的拥戴,继承朱由崧的帝位。可是郑艺龙只是把朱聿键当作筹码,并不打算效忠明王朝。他同蜂涌南下的清军秘密联络,把北境要塞仙霞关(浙江江山南)的守卫撤除,满洲兵团大摇大摆开进来。朱聿键在逃走途中被俘,押回福州处斩。
第三位是朱由崧的堂兄朱由榔亲王,福州陷落后,他在肇庆(广东肇庆)即位,随后就跟张献忠之类的流寇一样,被清军追逐,在西南地区诸省,不停地狼狈逃亡,对清政府统治全中国的安定局面,已不能发生影响。他就在这种被忽视的状态下,支持了十六年。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朱由榔在中国已无立足之地,只好逃入缅甸王国,搭建草屋,在边界蛮荒地区,跟土人杂居。但缅甸无法抗拒清政府的压力,便把朱由榔交给坐镇云南昆明的吴三桂,吴三桂把他绞死。这个使人作呕的明王朝,建立二百九十四年,到此灭亡。
——跟明王朝同时结束的,还有漫长的第三次宦官时代。朱由榔十六年颠沛流离的小朝廷中,宦官当权的传统没有改变。最后一位宦官巨头是司礼太监马吉翔,他在破草屋里的金銮殿上,对忠心耿耿、追随正统政府流亡的官员,仍不断地呵责叫骂和施用廷杖酷刑,好像仍在北京一样。朱由榔被擒送回中国之前,缅甸政府把马吉翔诱出杀掉。
——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亡,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瞰,我们庆幸它的覆亡。明王朝本世纪(十七)的疆域已萎缩到三百余万平方公里,而且仍继续不断萎缩,内政的改革根本无望,只有越变越坏。如果拖下去,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成为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人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为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借。这当然是二十世纪的今天一切都事过境迁后的观点,不是当时面对着异民族铁蹄入侵时的观点,两者时间相距三百五十年。
九汉民族的反抗与三藩战役
满洲人从没有想到会把明王朝消灭,更没有想到会成为天朝中国的主人,突然间被吴三桂邀请入关,已大大地出他们意料之外,而迁都北京后,向南方进军,好像暴风吹散一堆落叶,所向无敌。满洲民族于是大为惊奇,惊奇他们自己的满洲兵团竟是如此的英勇,也惊奇汉民族竟是如此糟透了的懦弱。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但它是有原因的,明王朝的军队腐败已极,汉民族疲惫已极。统治阶层的变化已不能刺激强烈地反应,在人民眼睛中,满洲兵团,汉奸兵团,明政府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及所谓流寇,都是一丘之貉。更加上对明政府和对朱姓皇帝的厌恶,除了少数士大夫乡绅之外,没有几个人肯认真的为它牺牲。
于是清政府毫无忌惮,就在一六四五年,攻陷南京之后,颁布剃发令。
剃发,在另一个角度说,也叫辫发。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北方的一些蛮族,都是辫发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五世纪大分裂时代,南朝的汉民族诟詈北朝的鲜卑民族是“索虏”。索,绳索,形容他们的辫子像绳索一样垂在背后(这诟詈比较温和多了,二十世纪初叶,汉人讥嘲满洲人的辫子是猪尾巴),这种专属于男子的发型,十分丑陋,先把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光(剃发),只留下头顶当中的一撮,使它成长,然后结成辫子(辫发),垂到背后。在稍为有点文化水准的人看来,如此装束,实在难以入目。汉民族男子对头发传统的处理方法是束发,既不剃边,也不下垂,而只是盘在头顶上。
金帝国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就曾下过剃发令,凡拒绝一律处死,但只限于政府官员。现在清政府则普及全体汉人,严厉地执行,并喊出狰狞的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是一项尖锐的挑战,一下子触发起疲惫不堪的汉人的民族情愫,原来对砍头都驯服的像一群羔羊,忽然间只因为要剃掉他头上一部分头发而怒吼如虎。我们引叙当时绍兴(浙江绍兴)一位西洋的传教士马丁尼在他的《鞑靼战争记》一书中的目睹记载,代为说明:
鞑靼军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顺利地占领绍兴。浙江省南部各县,也很容易的予以征服。鞑靼这时候下令,强迫新近归降的汉人剃发,于是所有汉人,无论士兵和市民,都愤怒起来,手执武器,向鞑靼反抗。他们对国家和皇帝都没有这种热爱,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却舍生命去抵抗强大的敌人,鞑靼终于被击退到钱塘江以北。
最具有代表性的激烈反抗,发生在扬州(江苏扬州)和嘉定(上海嘉定),这两个孤城的殊死战斗,招来满洲人残酷的报复,他们在扬州屠杀十天,死八十万人,在嘉定屠杀三次,死二十万人。
——这笔血债,于二百年后十九世纪末期,汉民族向满洲人讨还时,称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是被要求偿还这笔血债的凶手的后裔们,早已忘掉他们祖先这段兽行。
因为没有统一的领导,最后的胜利仍归于满洲人,汉人终于跟满洲人一样,背后垂下辫子——这辫子垂了二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跟清政府被同时剪除。不过汉民族的战斗力使满洲人变为恐慌,那时明王朝最末一个皇帝朱由榔仍在西南流浪,云贵高原一带山岳起伏,消息跟外界隔绝,清政府不愿再遇到扬州、嘉定那种场面,它希望跟逃亡中的明政府议和,互不侵犯。但大汉奸吴三桂反对,他主张斩草除根,并自愿当异民族主子的先锋,清政府迟疑了很久才接受他的建议,朱由榔遂死于吴三桂之手。
——回溯十二世纪的往事,金帝国以雷霆万钧之力南侵,却只能推进到淮河为止。而它的后裔清帝国,却迅速地把全部中国并吞,主要的原因是,金帝国在开始时便缺少得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的帮助,以致完颜兀术虽然渡过长江,仍是一支盲目的孤军。而清帝国入关时,已豢养了不少强有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吴三桂更是摇着尾巴送上门的狗。很多重大战役,往往不是满洲人攻击汉人,而是汉奸攻击汉人。
清政府旗帜下最著名的三大汉奸,都被封为藩王,并划给他们广大的地盘。当时称为“三藩”:
清政府有一项最进步的措施,是皇帝的儿子不一定加封亲王。加封亲王后也不能取得采邑土地,也没有政治性的王府组织。而这三个非皇族的汉奸藩王,却各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局面,显然不是正常状态。连三大汉奸都感觉到,削藩不可避免。
削藩是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必须采取的手段,但中国历史显示的现象是,每一次削藩,都要引起一次激烈地反抗。一六七三年,尚可喜因为不能忍受他儿子尚之信的横暴,向清政府请求退休,推荐尚之信继承他的王爵并接替他镇守广州。当时的皇帝是福临的儿子玄烨大帝,他允许尚可喜退休,也允许尚之信继承王爵,但不允许尚之信接替老爹镇守广州,他说:“地方官职,没有世袭的规定。”吴三桂、耿精忠(第一任藩王耿仲明的孙儿),听到消息,发现气氛有点异样,于是他们也请求同时退休,目的在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希望(并相信)中央会慰留他们。清政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有过激烈的争论,了解一旦真的撤藩,三个大汉奸一定叛变。二十岁的玄烨大帝坚持撤藩,下令接受他们的请求。三藩果然叛变,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陷于混战。
三藩推举吴三桂当领袖,当时正在剃发令之后,汉人的民族感情沉重而蓬勃,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割掉辫子响应。清军节节后退,后退到黄河一带,仍不断遭到沮丧的失败。可是,有两个重大的因素使形势不久即行倒转,一是吴三桂的汉奸招牌太过于响亮,不能发出明确的政治号召和建立坚强的领导中心,他既引导满洲鞑靼入关,又杀掉朱由榔全家,使他不能利用明王朝的惯性影响力。他只有自己当皇帝,但在这个紧要关头,新兴的政权无法马上产生向心作用。二是吴三桂老了,有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过度小心保守的心理状态,不敢采取冒险行动。他要求绝对的安全,但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革命和叛变。
另一个因素是,吴三桂的对手是玄烨大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混战九年,一六八三年,三藩全部被扑灭。耿精忠、尚可喜以及吴三桂之孙吴世(吴三桂已病死)全族处决。从一六八二年饥民暴动,到一六八二年三藩结束,改朝换代的战争历时55年,中国又归统一,而且立即出现了一百余年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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