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3章 农药厂污染
跟罗珊珊通好电话后,何强加快处理手上的紧急事务。不一会儿,秘书黄能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说是信访局有人闹事,说是政府若不帮忙解决问题,他们就将抬着尸体封住市政府大门。
何强听了这一消息,吃了一惊,马上给分管信访的常务副市长司马峰打电话,问他是否知道有人在信访局闹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司马峰说:“我在现场,正在了解详细情况。主要是河东农药厂的原职工闹着要厂里赔偿损失。待我了解详情后,再跟你汇报。”
何强叮嘱道:“一定要注意影响。如果职工的诉求合理,厂里又可以做到,就尽量满足。”
司马峰一口答应,说这就去办理。
跟司马峰通了电话后,何强仍然不放心,便让黄能到信访局现场了解实际情况,有什么问题及时向他汇报。
派走了秘书黄能之后,何强再也坐不住了。信访局有人上访甚至闹事,也是常事,否则就没必要成立这个部门了。可是这次出了人命,就是大事了,不能掉以轻心。思来想去,何强还是打电话给代市长卞太炎,问他是否知道河东农药厂最近的情况。
信访局发生的事,卞太炎也已经听说了,他跟何强汇报说:“听说是之前农药厂的一名职工得了肝癌去世了,死者家属认为这病是因为在厂里上班时农药中毒而得的,要求厂方给予五十万元的经济补偿。厂方认为该职工已经离职,也不承认患者得病是由于药物中毒引起,坚决不答应死者家属要求,只同意出一千元的慰问金。双方谈不拢,这就闹到市里来了。”
何强听了这话,说:“这事不是小事,政府那边打算怎么处置?”
卞太炎无奈地说:“这事只能协调解决。其实农药厂得癌症去世的职工,每年都有,而且附近居民家也有不少肝病患者。可是这些病完全说成是农药中毒导致,也只是猜测,没有确切的科学数据。而且这个赔偿一旦开了口子,只怕农药厂也承受不了。”
何强摇了摇头,说:“群众的生命健康这是第一位的。哪怕农药厂因此破产,该赔偿还是得赔偿。”
卞太炎说:“这事等司马市长回来,我再跟他商量。”
何强提醒道:“不管怎么样,这事要尽快平息。目前我市刚刚出台‘河东精神’,又在大张旗鼓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若是农药厂的事情闹大了,那可是一票否决。”
跟卞太炎通话后不久,黄能赶了回来,他了解的除了卞太炎说的那些情况外,另外还补充了一些上访细节。
这次上访的带头人是死者朱有贵的妻子田桂花,他们原来都是农药厂附近的村民,后来都进了厂里打工。去年,朱有贵被查出得了肝癌,当即被农药厂辞退,他妻子为了给他看病,只好从厂里离职。厂里只给了二千块,说是救济老员工,他们当时没有精力跟厂里争取更多权益,也就默认了。为了看病,这一年来,他们花光了一家全部积蓄,还背了十多万的债,最后连上初中的女儿都不得不辍学在家。
在走投无路下,田桂花听从亲朋分析,坚信丈夫朱有贵得病跟在药厂工作有关,朱有贵离职前所在的车间是炼药车间,属于厂区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单单刺激性气味,正常人都接受不了。这个三五十人的车间,除了她丈夫,已经先后有了两人死于癌症,还有多人患上了肝炎、淋巴肿大、肺结节等重症,但是因为这里工资是其它车间的一点五倍,许多人还是愿意冒着得病危险,到这个重污染车间干活。
田桂花跟厂里提出赔偿要求,结果厂里说她丈夫早已不是工厂职工,加上她丈夫得病的原因,没有医学证明是因为药物污染所致,被厂里拒之不理,这才迫使田桂花到市里上访。
何强得知情况后,虽然对河东农药厂的无情感到愤怒,但是他也知道想让厂里一下子拿出多少钱来不容易。
河东农药厂老板许加田,作为何东首富,人脉关系自然非同小可,不仅在本市河东跟相关领导关系很铁,就连海西市的主要领导跟他都有来往。社会上传言他在省里、燕京也有朋友。
许加田的二儿子许有地,作为河东四公子之一,当年曾经因为谋害县委副书记何强而被判一年有期徒刑,结果只是住了半年看守所,连监狱都没进,就被提前释放出来了。何强还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他被排挤到海西市农科所,跟这些人在背后做小动作有一定的关系。
何强从海西市农科所回到河东当县长后,多次接到群众举报,说河东农药厂污染害人,他曾经亲自到现场明查暗访,发现情况远比群众反映的还要严重。农药厂虽然跟古井乡小街隔着一条田,有二三百米的距离,但当你走在古井小街时,仍然能闻到一股类似死鱼烂虾发出的刺鼻腥臭味。当地居民反映,这股臭味都是从药厂散发出来的,尤其是一到阴天,这种气味散发不出去,家家户户都得关门。
当时何强对此大惑不解:“既然这样,你们怎么还能容忍这个厂办下去?”
古井人解释说,许加田曾是当地农民,小学文化,脑子灵活,在乡里当过几年通讯员,后来又在小街上开了一间农资门市。他一次偶然发现有店家偷偷兑水卖散装酒,灵机一动,回家就开始给农药兑水,分瓶包装,牟取暴利,后来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很容易被工商部门查处,就想到了办厂,以来料加工的名义生产农药,其实还是做的兑水勾当。
起初药厂的规模很小,就是两间房,三四个人的小作坊,靠一口大铁锅将买来的原药用水稀释分装,一瓶变成几瓶,获取差价。当时的产量低,工资还时常拿农药抵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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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强听了这一消息,吃了一惊,马上给分管信访的常务副市长司马峰打电话,问他是否知道有人在信访局闹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司马峰说:“我在现场,正在了解详细情况。主要是河东农药厂的原职工闹着要厂里赔偿损失。待我了解详情后,再跟你汇报。”
何强叮嘱道:“一定要注意影响。如果职工的诉求合理,厂里又可以做到,就尽量满足。”
司马峰一口答应,说这就去办理。
跟司马峰通了电话后,何强仍然不放心,便让黄能到信访局现场了解实际情况,有什么问题及时向他汇报。
派走了秘书黄能之后,何强再也坐不住了。信访局有人上访甚至闹事,也是常事,否则就没必要成立这个部门了。可是这次出了人命,就是大事了,不能掉以轻心。思来想去,何强还是打电话给代市长卞太炎,问他是否知道河东农药厂最近的情况。
信访局发生的事,卞太炎也已经听说了,他跟何强汇报说:“听说是之前农药厂的一名职工得了肝癌去世了,死者家属认为这病是因为在厂里上班时农药中毒而得的,要求厂方给予五十万元的经济补偿。厂方认为该职工已经离职,也不承认患者得病是由于药物中毒引起,坚决不答应死者家属要求,只同意出一千元的慰问金。双方谈不拢,这就闹到市里来了。”
何强听了这话,说:“这事不是小事,政府那边打算怎么处置?”
卞太炎无奈地说:“这事只能协调解决。其实农药厂得癌症去世的职工,每年都有,而且附近居民家也有不少肝病患者。可是这些病完全说成是农药中毒导致,也只是猜测,没有确切的科学数据。而且这个赔偿一旦开了口子,只怕农药厂也承受不了。”
何强摇了摇头,说:“群众的生命健康这是第一位的。哪怕农药厂因此破产,该赔偿还是得赔偿。”
卞太炎说:“这事等司马市长回来,我再跟他商量。”
何强提醒道:“不管怎么样,这事要尽快平息。目前我市刚刚出台‘河东精神’,又在大张旗鼓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若是农药厂的事情闹大了,那可是一票否决。”
跟卞太炎通话后不久,黄能赶了回来,他了解的除了卞太炎说的那些情况外,另外还补充了一些上访细节。
这次上访的带头人是死者朱有贵的妻子田桂花,他们原来都是农药厂附近的村民,后来都进了厂里打工。去年,朱有贵被查出得了肝癌,当即被农药厂辞退,他妻子为了给他看病,只好从厂里离职。厂里只给了二千块,说是救济老员工,他们当时没有精力跟厂里争取更多权益,也就默认了。为了看病,这一年来,他们花光了一家全部积蓄,还背了十多万的债,最后连上初中的女儿都不得不辍学在家。
在走投无路下,田桂花听从亲朋分析,坚信丈夫朱有贵得病跟在药厂工作有关,朱有贵离职前所在的车间是炼药车间,属于厂区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单单刺激性气味,正常人都接受不了。这个三五十人的车间,除了她丈夫,已经先后有了两人死于癌症,还有多人患上了肝炎、淋巴肿大、肺结节等重症,但是因为这里工资是其它车间的一点五倍,许多人还是愿意冒着得病危险,到这个重污染车间干活。
田桂花跟厂里提出赔偿要求,结果厂里说她丈夫早已不是工厂职工,加上她丈夫得病的原因,没有医学证明是因为药物污染所致,被厂里拒之不理,这才迫使田桂花到市里上访。
何强得知情况后,虽然对河东农药厂的无情感到愤怒,但是他也知道想让厂里一下子拿出多少钱来不容易。
河东农药厂老板许加田,作为何东首富,人脉关系自然非同小可,不仅在本市河东跟相关领导关系很铁,就连海西市的主要领导跟他都有来往。社会上传言他在省里、燕京也有朋友。
许加田的二儿子许有地,作为河东四公子之一,当年曾经因为谋害县委副书记何强而被判一年有期徒刑,结果只是住了半年看守所,连监狱都没进,就被提前释放出来了。何强还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他被排挤到海西市农科所,跟这些人在背后做小动作有一定的关系。
何强从海西市农科所回到河东当县长后,多次接到群众举报,说河东农药厂污染害人,他曾经亲自到现场明查暗访,发现情况远比群众反映的还要严重。农药厂虽然跟古井乡小街隔着一条田,有二三百米的距离,但当你走在古井小街时,仍然能闻到一股类似死鱼烂虾发出的刺鼻腥臭味。当地居民反映,这股臭味都是从药厂散发出来的,尤其是一到阴天,这种气味散发不出去,家家户户都得关门。
当时何强对此大惑不解:“既然这样,你们怎么还能容忍这个厂办下去?”
古井人解释说,许加田曾是当地农民,小学文化,脑子灵活,在乡里当过几年通讯员,后来又在小街上开了一间农资门市。他一次偶然发现有店家偷偷兑水卖散装酒,灵机一动,回家就开始给农药兑水,分瓶包装,牟取暴利,后来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很容易被工商部门查处,就想到了办厂,以来料加工的名义生产农药,其实还是做的兑水勾当。
起初药厂的规模很小,就是两间房,三四个人的小作坊,靠一口大铁锅将买来的原药用水稀释分装,一瓶变成几瓶,获取差价。当时的产量低,工资还时常拿农药抵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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