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尼克松(1972) 第十九章(1)
第十九章尼克松(1972)
1972年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76年精神号”专机在空旷、宽阔的北京机场降落。停机坪一侧飘扬着美国国旗,另一侧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迎面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尼克松略带微笑跨出机舱,周恩来面无表情地候在舷梯脚边。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4年在日内瓦拒绝与周恩来握手记忆犹新的尼克松向周恩来郑重伸出自己的手用力紧握着。
儿小时后,尼克松坐在中南海那柔软的扶手椅上,同毛泽东在一起。至下半夜,仅仅由于在那把椅子上就座,尼克松在12小时内为中美关系所创下的业绩,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这以前的24年中—自从马歇尔的竭力调停失败以来—所完成的还要多。
尼克松抵达的当天,《人民日报》没有提及他及他的这次旅行。这份6版的报纸涉及美国的文章是一则死亡的讯息。川一周前,毛泽东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逝世了。
如果说,尼克松和斯诺身上很少有相同的思想观念羽毛的话,那么,正是毛泽东的典型风格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让报纸在“尼克松日”只谈斯诺,毛泽东为的是挫美方锐气,让中国人民知道他对“美国人民”的看法是站在光明的一面。同时,他想给人一种处于重大场合前夕满不在乎的印象,所以在隔天的《人民日报》上才出现赞扬尼克松此行有重大影响的文章。’
同对尼克松一样,形势对毛泽东来说也是很微妙的。他不可能把总统介绍给他的政治局全体同事,因为林彪与他的同伙造成的巨大空缺至今还在。
江青是个例外,她未能拒绝丈夫的要求,去陪同尼克松观看
尼克松无疑会想起,他去中国前不久与病危中的埃德加?斯诺的接触使他感到宽慰。
他给斯诺写了一封诚恳的信,其中说:‘称卓越的成就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和欣赏。”毛泽东没想到尼克松对左冀作家是如此了解。事实上,毛泽东对斯诺的硕词也许本来就提醒了尼克松,作为‘冲国友好人士”的斯诺的声音多年来是孤独无助的。《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其他的“文革左派”人物都没有出场。
在尼克松8天的访问中,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只有两位政治局成员与美国人有过接触,一位是主管军队的反林彪稳健派叶剑英,另一位是主管经济的稳健人物李先念。
毛泽东对将如何转变中国公众的情绪亦很慎重。许多事情悬而未决;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普通中国人在反美主义的氛围中生活了20多年。
一些军官,部分对林彪持同情观点的人,对会谈很冷淡,他们念念不忘华盛顿一直坚持把蒋介石政权作为中国政府。
恰好在两个月以前,一本对毛一周的美国路线持不同意见的小册子《中美关系问题》曾在北京的一些书店出售。不过几个小时就被查禁了。《中美关系问题》无疑是源于军方的观点。与毛泽东现在的看法相比,军方认为苏联不那么危险,美国的危险要大一些。
毛泽东在印度支那的朋友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天天相互格杀。中国最亲密的盟友朝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宣称美国总统“一手举着白旗,一手拿着讨饭碗”到北京来了。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则保持缄默,以示抗议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在准备期间,毛泽东守口如瓶亦甚于尼克松。不是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参与了这一计划,中国这边的“威廉?罗杰斯”决不止是一个。北越、柬埔寨及其他敏感的盟国,大多于午夜才从周恩来那里得到消息,而华盛顿对日本、南越及其他国家的信息通报也仅在几个小时之前。
要做到保密,毛泽东比尼克松容易得多。在毛泽东的北京,出访只是对外政策实施时的一种仪式(基辛格是多么欣赏中国这一点!)。
从基辛格1971年夏首次访华,到他第二次来访,再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和新闻秘书纳德?齐格勒访华,加之若干其他准备活动,直到总统抵达前夕,北京新闻界对尼克松各方面的介绍总共用了1647个字。极少的几项内容像天气预报一样简略地排在第一版的右下角,所有文章仅限于事实性描述,未作任何分析。
在中南海数周内准备尼克松到来的场景背后,各种情绪的发展已从焦虑到恐慌。毛泽东经受了心功能缺血的痛苦,且身体浮肿。由于拒绝接受治疗,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下来并发生休克。为了准备在游泳池接待尼克松,急救医疗设备都已运到毛泽东的房间,并置于走廊上。氧气袋也秘密放人一个巨大的油漆箱中,其他一些器具也藏在罐装设备里。同时,毛泽东对安眠药有依赖性,他的医生李志绥注意到“他的思想缺少判断力”。
在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总统曾把他的中国之行比喻为美国的登月旅行。正像中国不合尼克松的口味一样,美国也决不会以超出这个世界的情趣来迎合毛泽东的味觉嗜好。尼克松在50年代曾捡起中国王牌这根外来棒子来打击民主党。更早的时候,华盛顿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毛泽东在击败蒋介石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变量之一。
毛泽东仍旧感到缺少点接触。自他最后一次与美国官员打交道起,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他决定温习一下他那生疏的英语。“他目前所喜爱的,是‘lawandorder(法律与制度)’、1949年7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祝贺。主席台右起:郭沫若、茅盾、周扬。
“这两个新的短语的发音。”当基辛格第一次与他会晤时毛泽东的友人郭沫若告诉我。
这两个短语被毛泽东注意无疑与斗争林彪的时期有关。尼克松这个右派有助于毛泽东使之转向美国,因为尼克松当前的举动与毛泽东对国内“左”派的厌烦有一致处。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1年以前的世人眼里,他们的二重奏似乎显得奇异。
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美国曾三次以核武器来威胁毛泽东的中国。
美国曾不止12次阻挠毛泽东的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席位。
在毛泽东进入紫禁城以来的22年中,直到尼克松委派基辛格访华的前一年夏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位政府官员访问过对方的首都。
在1969年和1970年间,中国报界称尼克松为“战争瘟神”,这一尊称似乎是代替了理查德?米尔豪斯。
然而事实是:一位美国总统先不访问东京或莫斯科而访问毛泽东的北京;尼克松在中国8天的逗留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总统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一次。
每个人对另一个人都持有多种多样的推测。但尼克松一旦决定要去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须扩充话题来解释他的使命。在关岛机场,准备取道上海时,尼克松看了一下时钟,想到关岛是美国时间新一天的开始。“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我一起祈祷,”他大声说道,“中国之旅对于整个世界可能是新一天的开始。
这支从华盛顿飞往北京的美国队,用筷子吃飞机上提供的西餐!一到北京,尼克松就像引用《圣经》那样引用毛泽东的诗词。
毛泽东并未以同样的方式换过一套精神甲胃。他没有给尼克松贴上新的道德标签。不知道他是否说过尼克松那种大话:“改变世界的一周。”当然,他也不会操起刀叉,抑或引用尼克松的话。在中南海数周内准备尼克松到来的场景背后,各种情绪的发展已从焦虑到恐慌。毛泽东经受了心功能缺血的痛苦,且身体浮肿。由于拒绝接受治疗,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下来并发生休克。为了准备在游泳池接待尼克松,急救医疗设备都已运到毛泽东的房间,并置于走廊上。氧气袋也秘密放人一个巨大的油漆箱中,其他一些器具也藏在罐装设备里。同时,毛泽东对安眠药有依赖性,他的医生李志绥注意到“他的思想缺少判断力”。
不过,中国人并非完全不受最高级会谈的影响。尼克松来访前的一个月,若干建筑物或街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了名字。
尼克松夫人访问了首都医院。几星期前它还叫反帝医院。紫禁城中毛泽东的住所的北面有一条街,红卫兵曾命名为工农兵街,这是一个含糊而不贴切的名字。在尼克松路过这条街之前,它又恢复了原来长期使用的名字地安门街。
此外,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道德取向也不大相同。
的确,势力均衡的政治在尼克松的动机中占的地位并不比毛泽东少(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方面)。这两人都用一只眼睛盯着苏联。
然而,毛泽东这位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不会给势力均衡的政治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尼克松则不同,他受过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
毛泽东并不指望与尼克松取得精神上的一致,但他对发表一个“分开写的”公报的建议抱有同感。美国没有料到双方以这样一种于脆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以致在公报中竟会出现“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不过,周恩来在一天晚上对基辛格说是毛泽东坚持要这样做,“这样更诚实些,”他强调,他深于此道。《上海公报》坦率地暴露了双方的不同意见。
尼克松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他派了一支80人的先遣队,还带来一支168人的随行记者团。毛泽东则待在家里。他没有去机场迎接‘`76年精神号”专机,没有出席宴会,也没有谈及任何政策问题。周恩来为中方操办这些事。毛泽东的亲属王海容总在这些场合出现,然后向毛泽东作简要汇报。
尽管如此,尼克松之行的气候变化还是影响了毛泽东的起居室。这间屋内放满了他的明版书,近处则是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对尼克松的到来很激动。为了做准备,他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内第一次理了发。预期尼克松到达的那一天,毛泽东早早起了床,穿上新的制服和新的鞋子,焦急地坐在沙发上,并不停地要周恩来在电话中打听尼克松离开北京机场后在中国第一步行动的确切时间。
尼克松感动了,尽管毛泽东也同样感动,尤其当尼克松走进毛泽东那摆满书的房间时。一位女助手扶毛站起来。“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是就自己的心脏毛病和支气管炎毛病而言的。两人同时握住对方的手,“我喜欢右派。”这位78岁的主席对尼克松说,并紧握着他的手足足有一分钟之久。
毛泽东对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这是一个有力的开场白,然而美国人因情绪太急切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攻击。
在场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格、温斯顿?洛德)马上就感到毛泽东的意志力。“我相信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人,”温斯顿?洛德议论道,“即使不知道他是谁,但参加一个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他肯定会凭他的力量把我吸引过去。
毛泽东提到基辛格1971年鲜为人知的中国之行,提到他的机智。尼克松回答道,“除了几个漂亮的姑娘,”世人都不知道基辛格的巴黎和北京之行。基辛格是罕世奇才。
“这么说,你们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哆?”毛泽东反问尼克松。
对于国际政治问题他们未作过多的交谈。当尼克松提到美中两国对一些国家应有所作为时,毛泽东略带傲气地说:“在我这里不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常常微笑—“一种带着感染力和隐约的嘲讽警告的微笑……别想欺骗这位擅长抓住对方弱点的人和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并时而引出一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他讲的每一话题都包含着格言或包含着间接的评论。在第二次提到蒋介石时,他向尼克松指出:“实际上,我们与他的友谊要比你们与他的友谊长得多。
“绝不像与周恩来在一起时感到才华横溢,”温斯顿?洛德评论说,“毛的风格是隐喻的、含蓄的,外表上漫不经心,而实际上敏锐、练达。
如果说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内容还没有达到使全世界着火的程度—他们未作谈判,甚至也没有谈许多相关政策—那么这件事本身就近乎达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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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76年精神号”专机在空旷、宽阔的北京机场降落。停机坪一侧飘扬着美国国旗,另一侧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迎面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尼克松略带微笑跨出机舱,周恩来面无表情地候在舷梯脚边。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4年在日内瓦拒绝与周恩来握手记忆犹新的尼克松向周恩来郑重伸出自己的手用力紧握着。
儿小时后,尼克松坐在中南海那柔软的扶手椅上,同毛泽东在一起。至下半夜,仅仅由于在那把椅子上就座,尼克松在12小时内为中美关系所创下的业绩,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这以前的24年中—自从马歇尔的竭力调停失败以来—所完成的还要多。
尼克松抵达的当天,《人民日报》没有提及他及他的这次旅行。这份6版的报纸涉及美国的文章是一则死亡的讯息。川一周前,毛泽东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逝世了。
如果说,尼克松和斯诺身上很少有相同的思想观念羽毛的话,那么,正是毛泽东的典型风格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让报纸在“尼克松日”只谈斯诺,毛泽东为的是挫美方锐气,让中国人民知道他对“美国人民”的看法是站在光明的一面。同时,他想给人一种处于重大场合前夕满不在乎的印象,所以在隔天的《人民日报》上才出现赞扬尼克松此行有重大影响的文章。’
同对尼克松一样,形势对毛泽东来说也是很微妙的。他不可能把总统介绍给他的政治局全体同事,因为林彪与他的同伙造成的巨大空缺至今还在。
江青是个例外,她未能拒绝丈夫的要求,去陪同尼克松观看
尼克松无疑会想起,他去中国前不久与病危中的埃德加?斯诺的接触使他感到宽慰。
他给斯诺写了一封诚恳的信,其中说:‘称卓越的成就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和欣赏。”毛泽东没想到尼克松对左冀作家是如此了解。事实上,毛泽东对斯诺的硕词也许本来就提醒了尼克松,作为‘冲国友好人士”的斯诺的声音多年来是孤独无助的。《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其他的“文革左派”人物都没有出场。
在尼克松8天的访问中,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只有两位政治局成员与美国人有过接触,一位是主管军队的反林彪稳健派叶剑英,另一位是主管经济的稳健人物李先念。
毛泽东对将如何转变中国公众的情绪亦很慎重。许多事情悬而未决;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普通中国人在反美主义的氛围中生活了20多年。
一些军官,部分对林彪持同情观点的人,对会谈很冷淡,他们念念不忘华盛顿一直坚持把蒋介石政权作为中国政府。
恰好在两个月以前,一本对毛一周的美国路线持不同意见的小册子《中美关系问题》曾在北京的一些书店出售。不过几个小时就被查禁了。《中美关系问题》无疑是源于军方的观点。与毛泽东现在的看法相比,军方认为苏联不那么危险,美国的危险要大一些。
毛泽东在印度支那的朋友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天天相互格杀。中国最亲密的盟友朝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宣称美国总统“一手举着白旗,一手拿着讨饭碗”到北京来了。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则保持缄默,以示抗议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在准备期间,毛泽东守口如瓶亦甚于尼克松。不是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参与了这一计划,中国这边的“威廉?罗杰斯”决不止是一个。北越、柬埔寨及其他敏感的盟国,大多于午夜才从周恩来那里得到消息,而华盛顿对日本、南越及其他国家的信息通报也仅在几个小时之前。
要做到保密,毛泽东比尼克松容易得多。在毛泽东的北京,出访只是对外政策实施时的一种仪式(基辛格是多么欣赏中国这一点!)。
从基辛格1971年夏首次访华,到他第二次来访,再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和新闻秘书纳德?齐格勒访华,加之若干其他准备活动,直到总统抵达前夕,北京新闻界对尼克松各方面的介绍总共用了1647个字。极少的几项内容像天气预报一样简略地排在第一版的右下角,所有文章仅限于事实性描述,未作任何分析。
在中南海数周内准备尼克松到来的场景背后,各种情绪的发展已从焦虑到恐慌。毛泽东经受了心功能缺血的痛苦,且身体浮肿。由于拒绝接受治疗,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下来并发生休克。为了准备在游泳池接待尼克松,急救医疗设备都已运到毛泽东的房间,并置于走廊上。氧气袋也秘密放人一个巨大的油漆箱中,其他一些器具也藏在罐装设备里。同时,毛泽东对安眠药有依赖性,他的医生李志绥注意到“他的思想缺少判断力”。
在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总统曾把他的中国之行比喻为美国的登月旅行。正像中国不合尼克松的口味一样,美国也决不会以超出这个世界的情趣来迎合毛泽东的味觉嗜好。尼克松在50年代曾捡起中国王牌这根外来棒子来打击民主党。更早的时候,华盛顿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毛泽东在击败蒋介石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变量之一。
毛泽东仍旧感到缺少点接触。自他最后一次与美国官员打交道起,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他决定温习一下他那生疏的英语。“他目前所喜爱的,是‘lawandorder(法律与制度)’、1949年7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祝贺。主席台右起:郭沫若、茅盾、周扬。
“这两个新的短语的发音。”当基辛格第一次与他会晤时毛泽东的友人郭沫若告诉我。
这两个短语被毛泽东注意无疑与斗争林彪的时期有关。尼克松这个右派有助于毛泽东使之转向美国,因为尼克松当前的举动与毛泽东对国内“左”派的厌烦有一致处。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1年以前的世人眼里,他们的二重奏似乎显得奇异。
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美国曾三次以核武器来威胁毛泽东的中国。
美国曾不止12次阻挠毛泽东的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席位。
在毛泽东进入紫禁城以来的22年中,直到尼克松委派基辛格访华的前一年夏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位政府官员访问过对方的首都。
在1969年和1970年间,中国报界称尼克松为“战争瘟神”,这一尊称似乎是代替了理查德?米尔豪斯。
然而事实是:一位美国总统先不访问东京或莫斯科而访问毛泽东的北京;尼克松在中国8天的逗留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总统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一次。
每个人对另一个人都持有多种多样的推测。但尼克松一旦决定要去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须扩充话题来解释他的使命。在关岛机场,准备取道上海时,尼克松看了一下时钟,想到关岛是美国时间新一天的开始。“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我一起祈祷,”他大声说道,“中国之旅对于整个世界可能是新一天的开始。
这支从华盛顿飞往北京的美国队,用筷子吃飞机上提供的西餐!一到北京,尼克松就像引用《圣经》那样引用毛泽东的诗词。
毛泽东并未以同样的方式换过一套精神甲胃。他没有给尼克松贴上新的道德标签。不知道他是否说过尼克松那种大话:“改变世界的一周。”当然,他也不会操起刀叉,抑或引用尼克松的话。在中南海数周内准备尼克松到来的场景背后,各种情绪的发展已从焦虑到恐慌。毛泽东经受了心功能缺血的痛苦,且身体浮肿。由于拒绝接受治疗,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下来并发生休克。为了准备在游泳池接待尼克松,急救医疗设备都已运到毛泽东的房间,并置于走廊上。氧气袋也秘密放人一个巨大的油漆箱中,其他一些器具也藏在罐装设备里。同时,毛泽东对安眠药有依赖性,他的医生李志绥注意到“他的思想缺少判断力”。
不过,中国人并非完全不受最高级会谈的影响。尼克松来访前的一个月,若干建筑物或街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了名字。
尼克松夫人访问了首都医院。几星期前它还叫反帝医院。紫禁城中毛泽东的住所的北面有一条街,红卫兵曾命名为工农兵街,这是一个含糊而不贴切的名字。在尼克松路过这条街之前,它又恢复了原来长期使用的名字地安门街。
此外,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道德取向也不大相同。
的确,势力均衡的政治在尼克松的动机中占的地位并不比毛泽东少(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方面)。这两人都用一只眼睛盯着苏联。
然而,毛泽东这位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不会给势力均衡的政治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尼克松则不同,他受过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
毛泽东并不指望与尼克松取得精神上的一致,但他对发表一个“分开写的”公报的建议抱有同感。美国没有料到双方以这样一种于脆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以致在公报中竟会出现“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不过,周恩来在一天晚上对基辛格说是毛泽东坚持要这样做,“这样更诚实些,”他强调,他深于此道。《上海公报》坦率地暴露了双方的不同意见。
尼克松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他派了一支80人的先遣队,还带来一支168人的随行记者团。毛泽东则待在家里。他没有去机场迎接‘`76年精神号”专机,没有出席宴会,也没有谈及任何政策问题。周恩来为中方操办这些事。毛泽东的亲属王海容总在这些场合出现,然后向毛泽东作简要汇报。
尽管如此,尼克松之行的气候变化还是影响了毛泽东的起居室。这间屋内放满了他的明版书,近处则是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对尼克松的到来很激动。为了做准备,他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内第一次理了发。预期尼克松到达的那一天,毛泽东早早起了床,穿上新的制服和新的鞋子,焦急地坐在沙发上,并不停地要周恩来在电话中打听尼克松离开北京机场后在中国第一步行动的确切时间。
尼克松感动了,尽管毛泽东也同样感动,尤其当尼克松走进毛泽东那摆满书的房间时。一位女助手扶毛站起来。“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是就自己的心脏毛病和支气管炎毛病而言的。两人同时握住对方的手,“我喜欢右派。”这位78岁的主席对尼克松说,并紧握着他的手足足有一分钟之久。
毛泽东对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这是一个有力的开场白,然而美国人因情绪太急切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攻击。
在场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格、温斯顿?洛德)马上就感到毛泽东的意志力。“我相信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人,”温斯顿?洛德议论道,“即使不知道他是谁,但参加一个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他肯定会凭他的力量把我吸引过去。
毛泽东提到基辛格1971年鲜为人知的中国之行,提到他的机智。尼克松回答道,“除了几个漂亮的姑娘,”世人都不知道基辛格的巴黎和北京之行。基辛格是罕世奇才。
“这么说,你们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哆?”毛泽东反问尼克松。
对于国际政治问题他们未作过多的交谈。当尼克松提到美中两国对一些国家应有所作为时,毛泽东略带傲气地说:“在我这里不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常常微笑—“一种带着感染力和隐约的嘲讽警告的微笑……别想欺骗这位擅长抓住对方弱点的人和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并时而引出一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他讲的每一话题都包含着格言或包含着间接的评论。在第二次提到蒋介石时,他向尼克松指出:“实际上,我们与他的友谊要比你们与他的友谊长得多。
“绝不像与周恩来在一起时感到才华横溢,”温斯顿?洛德评论说,“毛的风格是隐喻的、含蓄的,外表上漫不经心,而实际上敏锐、练达。
如果说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内容还没有达到使全世界着火的程度—他们未作谈判,甚至也没有谈许多相关政策—那么这件事本身就近乎达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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