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1958—1959) 第十四章(1)
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郭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前左三为李井泉。
“到1957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位在50年代早期就认识毛泽东的缅甸人后来回忆说,“他愈益静坐沉思,显出老相,且行动迟缓。”他们二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毛泽东的眼睛望着远方,他在回忆朝鲜战争…
度过艰难的1957年,毛泽东自莫斯科回来后,就把希望寄托在1958年的大跃进上。
他把5亿农民赶进了2.4万个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之中。他不仅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试图改造人们的灵魂。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318Mao面的一种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道德选择的绚丽花朵。
他在1月份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西。
带着沉着挑战的心情,毛泽东南下到了南宁。他在岂江里游泳(岂江流经南宁),在南湖公园的兰花丛中漫步。他感到自己接触了真正的中国。
在南宁的一次会议上谈到长期存在的官僚作风时,他怒不可遏:“这个问题我讲过一万次了,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不管怎么说,我还有点资历吧,有些事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吧。”他怒气冲冲地提到另一个问题。
他对作经济计划的专家说:“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11[41他对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很不满,他希望下边有更多的能动性。
拆除城墙是好事,毛泽东以挑衅的口吻对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这位知识分子看到北京的城墙被破坏,痛哭流泪。拆牌楼是好事,毛泽东固执地高声说。很明显,他不只是要拆除几座旧城墙,他是在与他认为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作斗争。
毛泽东用水来形象地比喻大跃进。他在一次谈到要清除党内的宗派等级思想时说:“脸是天天都要洗的。”他说,对那些变得傲慢自大的官员,“要浇上一盆冷水”。他还说到了“细菌”和“洗掉”积满的灰尘。
他自己就下过水。他7次在武汉的长江水中游泳,而且每次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畅游。激流是一种挑战,而水可使人的皮肤光洁。1957年,毛泽东感到烦躁不安,像一个好长时间没有洗澡的人。到1958年,解脱的机会来了,毛泽东跃入水中尽情洗浴。
50年代后期的毛泽东一直不停地琢磨谁和他站在一起,谁想反对他。他发现在他的花园中毒草的数目远远地超过了强行种植的鲜花,便不能容忍。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赞成社会主义,我正在和地方上的同志摸这个底。”
对毛泽东来说,1958年从1956年就开始了。“百花齐放”的口号令人失望,知识分子使毛泽东情绪低落。现在,他只信任那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社会阶层的能力。
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政府规划会议上说:“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11[71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年老的,是1949年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年轻人更单纯,对新的社会秩序更充满热情。
这位来自韶山的人总结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他早年没有实现的理想中找到根源。同时毛泽东也不满于苏联的道路,不满于当时的中国对苏联的效仿。毛泽东还开始了与幻影的斗争,因为新中国已经出现的东西和他希望出现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差距。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体制进行修补,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终有一天要死去。
“就像养猪一样,”这位农家子在谈到“大跃进”时说,“骨架在头四个月就定型了。[8]“大跃进”的目的就是“建造这种骨架”。
“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
极为矛盾的是,毛泽东这位“五四”精神的产儿,在“大跃进”期间创造了一种近乎宗教色彩的气氛。“敢叫日月换新天”,“改天换地”,这类口号广为流传。当工人们被迫通宵待在工厂以完成过高的定额时,他们看到墙上有这样一条标语:“一夜赛千年”。这很天真,但也极具感染力。甚至连监狱中的犯人也被触及到了。一位在“大跃进”期间服刑的犯人(后来离开中国)回忆说,他妻子给他写信说,为了支持大炼钢铁,她已把他们结婚时的铁床献给了国家。
在同一所监狱,犯人们积极参加消灭苍蝇的运动。监狱给每个犯人的定额是一天要打死50只苍蝇,超额完成数可以累积起来或用来换香烟。
毛泽东的情绪也被“大跃进”的热潮提了起来。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很保守,尽管后来很多中国人为自己的虔诚努力被摆布而不满.毛泽东本人则因1958年的新政策而意气风发。
320Mao毛泽东想起了他最近与莫斯科进行的核武器问题谈判,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国家像一颗原子弹,一旦爆炸,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也拍打苍蝇。在杭州,他夜间在别墅外的小路上散步时,也要追赶偶尔飞过的蚊子。他为自己没有打死过老鼠感到遗憾(老鼠也是四害之一)。fttl0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搞过除四害,
毛泽东的头脑随着统计上的估计而膨胀着。
10个月的时间建成了人民大会堂(在苏联专家认为这个设想不可能完成之后),这难道不说明共产主义精神已经在中国出现吗?12000名建设者每天干12个小时的活,而不是标准的8个小时。毛泽东在谈到这些人时说:“他们需要物质刺激吗?他们需要额外的报酬吗?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那些东西。”这种从社会主义道德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速度,使毛泽东非常激动。他宣称:“这不只是‘按劳分配’的问题,其中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伟大思想。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访问了几家工厂归来后,被工人们的冲天干劲所鼓舞,他挥毫抄写了一首感情充沛的诗用以赞扬工农阶级的风发意气,也表达了对组织工作的不满: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958年夏的又一个夜晚,他看到《人民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说:江西的一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个县距毛泽东过去的根据地井冈山不远。
他兴奋得夜不能寐,黎明时分,他披衣起身,走近书桌,清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他遥望南天,赋诗一首。
他描述过去的悲惨岁月,当时丁螺和水蛙仿佛占取了那片令人沮丧的土地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此时此刻他的视野浩瀚无垠: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送瘟神》就以水、发展和大自然的赞美展开这般想象,它通篇表达了这位“大跃进”时期的普罗米修斯的激情: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青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与1956年的八大一次会议基调不同。毛泽东摆脱了羁绊。
毛泽东对惊讶的代表们说:“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毛泽东以猴的精明持不同看法,“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是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是住在天上。
毛泽东用同样的方法还与人争论过“我们是神仙吗?”“我们是洋人吗?”等等问题。’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过程,在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用这种思想衡量中国。一切事物都不能仅从表面出发作出判断,不断的变动才是唯一真正的现实。未来不是存在于“彼岸”,而是必须从现在就抓住它。乱是美好事物的助产一卜。
有一天,毛泽东这样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11[167这并不是以一种历史观去否定任何其他历史观。
一则湖南谚语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n7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他就像打草鞋一样治理中国。
毛泽东宣称,大跃进“破除了”许多陈旧的东西。在他心中,“迷信”就是那些认为外国比中国好,中国应该承认自己永远落后以及只从表面看问题的思想。
实际上,毛泽东对迷信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在1919年,迷信是指宗教和祖先崇拜。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封建迷信是指什么。到1958年,迷信变成了各种束缚人们意志的镣铐。
他在一则批注中写道:“那些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指把马克思(《序言》)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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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郭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前左三为李井泉。
“到1957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位在50年代早期就认识毛泽东的缅甸人后来回忆说,“他愈益静坐沉思,显出老相,且行动迟缓。”他们二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毛泽东的眼睛望着远方,他在回忆朝鲜战争…
度过艰难的1957年,毛泽东自莫斯科回来后,就把希望寄托在1958年的大跃进上。
他把5亿农民赶进了2.4万个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之中。他不仅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试图改造人们的灵魂。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318Mao面的一种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道德选择的绚丽花朵。
他在1月份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西。
带着沉着挑战的心情,毛泽东南下到了南宁。他在岂江里游泳(岂江流经南宁),在南湖公园的兰花丛中漫步。他感到自己接触了真正的中国。
在南宁的一次会议上谈到长期存在的官僚作风时,他怒不可遏:“这个问题我讲过一万次了,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不管怎么说,我还有点资历吧,有些事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吧。”他怒气冲冲地提到另一个问题。
他对作经济计划的专家说:“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11[41他对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很不满,他希望下边有更多的能动性。
拆除城墙是好事,毛泽东以挑衅的口吻对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这位知识分子看到北京的城墙被破坏,痛哭流泪。拆牌楼是好事,毛泽东固执地高声说。很明显,他不只是要拆除几座旧城墙,他是在与他认为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作斗争。
毛泽东用水来形象地比喻大跃进。他在一次谈到要清除党内的宗派等级思想时说:“脸是天天都要洗的。”他说,对那些变得傲慢自大的官员,“要浇上一盆冷水”。他还说到了“细菌”和“洗掉”积满的灰尘。
他自己就下过水。他7次在武汉的长江水中游泳,而且每次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畅游。激流是一种挑战,而水可使人的皮肤光洁。1957年,毛泽东感到烦躁不安,像一个好长时间没有洗澡的人。到1958年,解脱的机会来了,毛泽东跃入水中尽情洗浴。
50年代后期的毛泽东一直不停地琢磨谁和他站在一起,谁想反对他。他发现在他的花园中毒草的数目远远地超过了强行种植的鲜花,便不能容忍。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赞成社会主义,我正在和地方上的同志摸这个底。”
对毛泽东来说,1958年从1956年就开始了。“百花齐放”的口号令人失望,知识分子使毛泽东情绪低落。现在,他只信任那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社会阶层的能力。
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政府规划会议上说:“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11[71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年老的,是1949年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年轻人更单纯,对新的社会秩序更充满热情。
这位来自韶山的人总结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他早年没有实现的理想中找到根源。同时毛泽东也不满于苏联的道路,不满于当时的中国对苏联的效仿。毛泽东还开始了与幻影的斗争,因为新中国已经出现的东西和他希望出现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差距。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体制进行修补,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终有一天要死去。
“就像养猪一样,”这位农家子在谈到“大跃进”时说,“骨架在头四个月就定型了。[8]“大跃进”的目的就是“建造这种骨架”。
“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
极为矛盾的是,毛泽东这位“五四”精神的产儿,在“大跃进”期间创造了一种近乎宗教色彩的气氛。“敢叫日月换新天”,“改天换地”,这类口号广为流传。当工人们被迫通宵待在工厂以完成过高的定额时,他们看到墙上有这样一条标语:“一夜赛千年”。这很天真,但也极具感染力。甚至连监狱中的犯人也被触及到了。一位在“大跃进”期间服刑的犯人(后来离开中国)回忆说,他妻子给他写信说,为了支持大炼钢铁,她已把他们结婚时的铁床献给了国家。
在同一所监狱,犯人们积极参加消灭苍蝇的运动。监狱给每个犯人的定额是一天要打死50只苍蝇,超额完成数可以累积起来或用来换香烟。
毛泽东的情绪也被“大跃进”的热潮提了起来。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很保守,尽管后来很多中国人为自己的虔诚努力被摆布而不满.毛泽东本人则因1958年的新政策而意气风发。
320Mao毛泽东想起了他最近与莫斯科进行的核武器问题谈判,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国家像一颗原子弹,一旦爆炸,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也拍打苍蝇。在杭州,他夜间在别墅外的小路上散步时,也要追赶偶尔飞过的蚊子。他为自己没有打死过老鼠感到遗憾(老鼠也是四害之一)。fttl0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搞过除四害,
毛泽东的头脑随着统计上的估计而膨胀着。
10个月的时间建成了人民大会堂(在苏联专家认为这个设想不可能完成之后),这难道不说明共产主义精神已经在中国出现吗?12000名建设者每天干12个小时的活,而不是标准的8个小时。毛泽东在谈到这些人时说:“他们需要物质刺激吗?他们需要额外的报酬吗?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那些东西。”这种从社会主义道德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速度,使毛泽东非常激动。他宣称:“这不只是‘按劳分配’的问题,其中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伟大思想。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访问了几家工厂归来后,被工人们的冲天干劲所鼓舞,他挥毫抄写了一首感情充沛的诗用以赞扬工农阶级的风发意气,也表达了对组织工作的不满: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958年夏的又一个夜晚,他看到《人民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说:江西的一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个县距毛泽东过去的根据地井冈山不远。
他兴奋得夜不能寐,黎明时分,他披衣起身,走近书桌,清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他遥望南天,赋诗一首。
他描述过去的悲惨岁月,当时丁螺和水蛙仿佛占取了那片令人沮丧的土地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此时此刻他的视野浩瀚无垠: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送瘟神》就以水、发展和大自然的赞美展开这般想象,它通篇表达了这位“大跃进”时期的普罗米修斯的激情: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青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与1956年的八大一次会议基调不同。毛泽东摆脱了羁绊。
毛泽东对惊讶的代表们说:“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毛泽东以猴的精明持不同看法,“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是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是住在天上。
毛泽东用同样的方法还与人争论过“我们是神仙吗?”“我们是洋人吗?”等等问题。’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过程,在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用这种思想衡量中国。一切事物都不能仅从表面出发作出判断,不断的变动才是唯一真正的现实。未来不是存在于“彼岸”,而是必须从现在就抓住它。乱是美好事物的助产一卜。
有一天,毛泽东这样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11[167这并不是以一种历史观去否定任何其他历史观。
一则湖南谚语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n7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他就像打草鞋一样治理中国。
毛泽东宣称,大跃进“破除了”许多陈旧的东西。在他心中,“迷信”就是那些认为外国比中国好,中国应该承认自己永远落后以及只从表面看问题的思想。
实际上,毛泽东对迷信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在1919年,迷信是指宗教和祖先崇拜。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封建迷信是指什么。到1958年,迷信变成了各种束缚人们意志的镣铐。
他在一则批注中写道:“那些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指把马克思(《序言》)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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