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把握未来(1935—1938) 第六章(1)
如果说未来趋向会有利于毛的话,那么,在1934年末那些个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在党内的对手们在远航的一开始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是,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象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人(当然党内也有一些)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对毛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头面领导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且,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但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与其说他们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不如勉强地说他们是毛的支持者。
毛的弟弟泽覃是他的同情者之一,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象是毛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的失势使泽覃也受到指责。在1934年毛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站在一起。
没过五个月,泽覃就被逮捕并被处死(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因为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因为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把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放在~家不知姓名的农民家庭照料,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中,有三十五位参加并走完了长征,贺子珍是其中之一。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遭到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是残酷的,实际上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①毛回答说:“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后来,毛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⑧——
1949年以后,曾多方努力寻找他们的下落。有些中国人认为周恩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使他们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这两位后代——现在应该40多岁了——一直没有露面。
1936年春,埃德加·斯诺发现他们仍用“二万五千里行军”一词称呼这次史诗般的大撤退。②
在长征的每一阶段,主要问题都是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并生存
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在西边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联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于前面第一个任务不存在什么分歧。实际上,确实党内的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以致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但却至关重要——就是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长征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名官兵,占长征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次大仗是在湘江边上,这是毛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
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强大而有力的军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止住自己无法控制的哀叫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毛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的计划与湖南北部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决定改变计划,同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兵力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系。毛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毛胆壮地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布劳恩定下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等红军的到来。
同时,毛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而这在行军中是应合理地加以利用的,没有注意当拙民众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还认为红军负载过重,军队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行动缓慢。
毛在这个问题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到了根本的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时政府(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外撤后,相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的观点
一个细节可以充分地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作风:长征开始时,红军实际上没有~张精确的地图。博古和布劳恩坚持带上所有的办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没有想到带上对行军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年轻的瑞士传教士被捕后,被控帮助国民党干事。但是在他答应帮助红军指挥员读一张法文的江西省地图后,减轻了对他的处罚④)。
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而毛和朱在近十年的战争中经验丰富。博古在1932年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时还没有看到过打仗,长征开始时他也才只有26岁。布劳恩——尽管他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或参加过一场战役。而且,布劳恩根本不会汉语。
大约54%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他们相比,42岁的毛是年龄较大的。只有4%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还有11~12岁的少年充当司号兵、勤务员、送水员、通讯员,或只是作为福神。傅连璋医生宣称,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些天真朴实、血气方刚、出身于农民的长征者中,90%的人没有过性生活。
最初的失败应归咎28个布尔什维克,而毛不应为此而受责。事实上,毛在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赢得领导权,但是在湘江战役以后的几周时间里,他的威信在稳定地提高。
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制定政策。文件烧毁了,办公用具被扔进深山峡谷;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当地可信赖的农民;简装轻兵,昼伏夜行,这样部队的行踪就不会轻易暴露。
用能打动人心的标语口号,向部队解释每一次即将到来的行动,很多村庄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神圣使命,并招募新兵,具有文艺天才的战士还给群众唱歌跳舞。这一切都是毛的主意。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置于一个很显眼的山头上,故意分散地暴露自己,看上去好象有很多人在那里。国民党军队真的就把这些忙碌的士兵当成了红军主力,被红军窃听的国民党电台发布的胜利消息说:“红军主力已陷入重围。”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大部队在背后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
这种典型的毛主义的声东击西战术干得非常漂亮。一位将军回忆说:“整个战役,就象猴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耍弄一头牛。”⑤
这种战术使得红军能够渡过220米宽的水流湍急、恶浪滔天、两岸尽是陡峭岩石的乌江。蒋介石好象已经觉察出他真正的敌手正在向上游挺进,便飞到贵阳亲自安排二十万特别部队,想拦截、阻止他们通过贵州到达富庶的四川。毛蒋争雄的态势开始形成。
红军占领了富饶的古城遵义。用计之妙使朱毛开始享有魔术师的声誉(红军必须使用这种办法,因为拼凑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力量之比是100:1)。
红军首先占领了遵义以东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抓获了一批俘虏,这些人对这次谋略的实施有关键作用。红军审讯者轮番劝诱威逼这些俘虏,给他们银元,耐心诚恳地给他们讲“苏维埃道路”的优越性(具有当时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遵义驻军的全部情报,也搞到了他们的制服。他们接下来的一幕与其说属于中国战争史例不如说属于中国戏剧史。
当夜,红军伪装成作战归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穿着国民党军服,吵吵嚷嚷地向遵义靠近,讲着当地的土话,甚至肆无忌惮地吹起军号通报他们的到来。
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和城堡上的守军讲着当地的土话,被当作是自家人。他们还解释说,连长在和红军的战斗中被打死了。守军还没来得及怀疑,他们已进入城里,手中举着刺刀高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当天晚上,毛睡在当地一个小军阀的一间雅致的楼上卧室里,第二天上午很迟才起床。
这十二天,毛在遍是园林宫殿的优美城市里,睡着柔软的床,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贵州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红军从军阀手中“解放”(这是个新术语)了出来,红军现在已作好了进川的准备。
在遵义,毛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他得到很好休息的军阀宅院,毛不失时机地召开了会议。会上,他扭转了由28个布尔什维克当权所带来的局面,并赋予长征以新的意义。
毛并不操控那归属于他的强大集团,也不属于业已存在的两派;28个布尔什维克和黄埔军校派(周恩来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
毛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因为他与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围剿”战役中有过辉煌的战绩。但是,他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28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地失败了。共产党的一些关键人物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随时都会收回对毛的疑虑。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在毛和朱德发言后,及博古大喊大叫地为自己辫护后,周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转向毛这边,对毛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从他⑥。”他还让出了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职位并敦促让毛接替。
周发言后,28个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获得主动权。而且自遵义会议后,周再也没有对毛的领导地位或思想提出过根本性的挑战。
毛重新获得的权力主要在军事方面。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并从此入主政治局*。这使他比红军在井冈山或江西时的任何一位将领都拥有更高的权威。朱德仍是红军的总司令,而且继续支持毛——
*毛没有成为党的总书记。28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张闻天——对博古和布劳恩持批评态度——接过了这个职务。毛的职务是军委主席,在这方面他成功地取代了周恩来和布劳恩(校注:毛只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进入全权指挥军事的新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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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毛在党内的对手们在远航的一开始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是,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象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人(当然党内也有一些)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对毛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头面领导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且,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但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与其说他们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不如勉强地说他们是毛的支持者。
毛的弟弟泽覃是他的同情者之一,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象是毛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的失势使泽覃也受到指责。在1934年毛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站在一起。
没过五个月,泽覃就被逮捕并被处死(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因为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因为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把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放在~家不知姓名的农民家庭照料,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中,有三十五位参加并走完了长征,贺子珍是其中之一。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遭到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是残酷的,实际上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①毛回答说:“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后来,毛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⑧——
1949年以后,曾多方努力寻找他们的下落。有些中国人认为周恩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使他们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这两位后代——现在应该40多岁了——一直没有露面。
1936年春,埃德加·斯诺发现他们仍用“二万五千里行军”一词称呼这次史诗般的大撤退。②
在长征的每一阶段,主要问题都是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并生存
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在西边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联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于前面第一个任务不存在什么分歧。实际上,确实党内的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以致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但却至关重要——就是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长征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名官兵,占长征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次大仗是在湘江边上,这是毛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
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强大而有力的军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止住自己无法控制的哀叫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毛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的计划与湖南北部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决定改变计划,同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兵力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系。毛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毛胆壮地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布劳恩定下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等红军的到来。
同时,毛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而这在行军中是应合理地加以利用的,没有注意当拙民众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还认为红军负载过重,军队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行动缓慢。
毛在这个问题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到了根本的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时政府(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外撤后,相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的观点
一个细节可以充分地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作风:长征开始时,红军实际上没有~张精确的地图。博古和布劳恩坚持带上所有的办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没有想到带上对行军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年轻的瑞士传教士被捕后,被控帮助国民党干事。但是在他答应帮助红军指挥员读一张法文的江西省地图后,减轻了对他的处罚④)。
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而毛和朱在近十年的战争中经验丰富。博古在1932年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时还没有看到过打仗,长征开始时他也才只有26岁。布劳恩——尽管他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或参加过一场战役。而且,布劳恩根本不会汉语。
大约54%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他们相比,42岁的毛是年龄较大的。只有4%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还有11~12岁的少年充当司号兵、勤务员、送水员、通讯员,或只是作为福神。傅连璋医生宣称,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些天真朴实、血气方刚、出身于农民的长征者中,90%的人没有过性生活。
最初的失败应归咎28个布尔什维克,而毛不应为此而受责。事实上,毛在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赢得领导权,但是在湘江战役以后的几周时间里,他的威信在稳定地提高。
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制定政策。文件烧毁了,办公用具被扔进深山峡谷;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当地可信赖的农民;简装轻兵,昼伏夜行,这样部队的行踪就不会轻易暴露。
用能打动人心的标语口号,向部队解释每一次即将到来的行动,很多村庄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神圣使命,并招募新兵,具有文艺天才的战士还给群众唱歌跳舞。这一切都是毛的主意。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置于一个很显眼的山头上,故意分散地暴露自己,看上去好象有很多人在那里。国民党军队真的就把这些忙碌的士兵当成了红军主力,被红军窃听的国民党电台发布的胜利消息说:“红军主力已陷入重围。”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大部队在背后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
这种典型的毛主义的声东击西战术干得非常漂亮。一位将军回忆说:“整个战役,就象猴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耍弄一头牛。”⑤
这种战术使得红军能够渡过220米宽的水流湍急、恶浪滔天、两岸尽是陡峭岩石的乌江。蒋介石好象已经觉察出他真正的敌手正在向上游挺进,便飞到贵阳亲自安排二十万特别部队,想拦截、阻止他们通过贵州到达富庶的四川。毛蒋争雄的态势开始形成。
红军占领了富饶的古城遵义。用计之妙使朱毛开始享有魔术师的声誉(红军必须使用这种办法,因为拼凑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力量之比是100:1)。
红军首先占领了遵义以东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抓获了一批俘虏,这些人对这次谋略的实施有关键作用。红军审讯者轮番劝诱威逼这些俘虏,给他们银元,耐心诚恳地给他们讲“苏维埃道路”的优越性(具有当时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遵义驻军的全部情报,也搞到了他们的制服。他们接下来的一幕与其说属于中国战争史例不如说属于中国戏剧史。
当夜,红军伪装成作战归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穿着国民党军服,吵吵嚷嚷地向遵义靠近,讲着当地的土话,甚至肆无忌惮地吹起军号通报他们的到来。
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和城堡上的守军讲着当地的土话,被当作是自家人。他们还解释说,连长在和红军的战斗中被打死了。守军还没来得及怀疑,他们已进入城里,手中举着刺刀高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当天晚上,毛睡在当地一个小军阀的一间雅致的楼上卧室里,第二天上午很迟才起床。
这十二天,毛在遍是园林宫殿的优美城市里,睡着柔软的床,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贵州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红军从军阀手中“解放”(这是个新术语)了出来,红军现在已作好了进川的准备。
在遵义,毛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他得到很好休息的军阀宅院,毛不失时机地召开了会议。会上,他扭转了由28个布尔什维克当权所带来的局面,并赋予长征以新的意义。
毛并不操控那归属于他的强大集团,也不属于业已存在的两派;28个布尔什维克和黄埔军校派(周恩来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
毛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因为他与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围剿”战役中有过辉煌的战绩。但是,他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28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地失败了。共产党的一些关键人物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随时都会收回对毛的疑虑。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在毛和朱德发言后,及博古大喊大叫地为自己辫护后,周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转向毛这边,对毛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从他⑥。”他还让出了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职位并敦促让毛接替。
周发言后,28个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获得主动权。而且自遵义会议后,周再也没有对毛的领导地位或思想提出过根本性的挑战。
毛重新获得的权力主要在军事方面。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并从此入主政治局*。这使他比红军在井冈山或江西时的任何一位将领都拥有更高的权威。朱德仍是红军的总司令,而且继续支持毛——
*毛没有成为党的总书记。28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张闻天——对博古和布劳恩持批评态度——接过了这个职务。毛的职务是军委主席,在这方面他成功地取代了周恩来和布劳恩(校注:毛只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进入全权指挥军事的新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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